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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南岗区法院严守红线为经济发展筑起法治“长城”

文/纪哲

在我国人民核心利益的“共同富裕”引领下,小微企业和广大普通百姓,迎来共同发展的契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更是直接影响着中低收入人群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步伐。

然而,中小微企业经历经济、法律纠纷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绕开的“痛”。但我国司法裁判机构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引领下、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裁判机构和执法人员都坚守着法律红线、践行着中央的指示精神、以法律以及法律人的操守,筑起法治的长城,守卫着我国的经济秩序,为经济发展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保驾护航。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8日,就一小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纠纷案,严格依法裁量,做出驳回原告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保护了正常运营的小微企业——黑龙江悦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社公司”)合法权益,再次体现了司法判决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强大作用,也为从业者继续拼搏、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机会。

就当前情况来看,经过人民法院的依法裁量,判决结果站在了正义一方。但是,这个看上去简单的“解散公司纠纷案”却裹挟着“凄婉纠缠”的爱恨情仇,经历了“波谲云诡”的一波三折。甚至,当前这初步的结果也并非一定是最终的结局。

“爱恨交织”的股份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仇恨,也许大都是在爱的土壤里滋生的。在许多由爱生恨而破碎的家庭里,更多体现了这一点,崔慧的家庭经历也不例外。

高挑挺拔的身材、柳眉杏目,深色的职业套装更是衬托出成熟职业女性自然散发的英气与沉稳,淡淡的妆容虽恰如其分却掩饰不住那股苦涩的沧桑。崔慧说,家庭的破裂并没有结束婚姻中带给她的持续伤害。

崔慧原本在体制内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因为踏实勤奋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还因为政治过硬、高学历、女性作为先天优势而有着更好的“政治前途”。就在崔慧对自己的事业和美满的三口之家憧憬着一个美好未来的时候,她的爱人、也就是现在而言的前夫注册了一个公司,让她当股东持有绝大部分股份。虽然她当时并不愿参与到爱人的经营中去,但是出于女人天生的传统和对爱人的支持,更不希望因此而争吵,影响儿子的成长,也便依从了爱人的要求,配合办理了全部的股东手续。

没成想,这份看上去源自家庭、带着“爱”的股份却开启了崔慧的“半生苦难”。

2003年,崔慧前夫英伟涉“虚报注册资金罪 ”,原因是“嫌疑人英伟于2001年10月26日在申请注册黑龙江康赛尔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将存入银行的人民币53000元票据第二联篡改为101万元,进行验资,而后注册了该公司被举报后,经核实属实,立案后没有抓到英伟……”

从此,崔慧几乎再也没有见到过英伟。但接下来的遭遇,让崔慧开始质疑,是不是自己的爱人故意“害”了自己。

崔慧持有股份的公司也被司法机关怀疑有“虚报注册资金”的嫌疑,而崔慧又是持股的股东,被司法机关抓获并控制。从家庭中被父母宠的“小女儿”,再到老师眼里的“乖乖女”、好学生,优越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崔慧从来都是亲朋好友羡慕的对象,一夜之间稀里糊涂身陷囹圄。

最终,崔慧因为没有犯罪的行为而喜获自由,但曾经的遭遇为她的职业生涯蒙上难以清除的灰暗。无奈,根本寻不到丈夫人影的崔慧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苦苦强撑着突如其来变故下的生活,并且为了彻底避免丈夫因注册资金等问题而给公司和自己带来的风险,经过认缴、实缴、实际注入资金等方法,彻底的让公司变得“踏实”。

本以为带着孩子、撑着公司,能守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但是,在2016年,崔慧届时已经离婚的前夫,一纸诉状将其控股的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解散公司。

理论上“不可能”召集到的股东

据查,悦社公司(原康赛尔公司)成立于2002年2月26日,公司股东为英伟与崔慧二人,其中,英伟出资1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崔慧出资3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5%。2016年6月17日,悦社公司在黑龙江经济报上刊登了召开悦社公司第十五届股东会的公告,公告内容为“哈尔滨康赛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第15届股东会会议决议,通知时间:2016年6月17日上午9时,开会时间:2016年7月4日上午9时,地点:南岗区黄河路128号4单元801号。议题:增资、增加股东,修改公司章程,请股东英伟到此参加股东会议,特此公告”。

2016年7月4日,在英伟未到场的情况下,悦社公司召开了第十五届股东会、第十六届股东会。第十五届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内容为“一、股东崔慧于2016年6月17日在黑龙江经济报上公告通知股东到场开会,十五天后开会时,股东英伟未到场;二、增加新股东崔凤霞(身份证号);三、免去崔凤霞执行董事职务;四、免去崔慧监事职务”,崔慧在该会议决议上签字。第十六届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内容为,“一、股东崔慧于2016年6月17日在黑龙江经济报上公告通知股东到场开会,十五天后开会时,股东英伟未到场;二、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公司原注册资本50万元增加到164万元,原股东崔慧以货币形式增资人民币10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87.72%);新股东崔凤霞以货币形式增资人民币14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2.28%);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4万元,其中:股东崔凤霞以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1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54%)、股东崔慧以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13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3.84%)、股东英伟以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1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62%);三、选举下列人员为董事会成员:崔凤霞、崔慧、李文江;四、重新选举杨海波为公司监事;五、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崔慧、崔凤霞在该会议决议上签字。

同日,悦社公司第一次董事会通过了《哈尔滨康赛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会议决定,“经公司全体董事研究决定选举崔慧为公司董事长。选举崔凤霞为法定代表人,选举李文江公司经理”。崔慧、崔凤霞、李文江在该董事会会议决议上签字。

英伟拥有25%的股份就具有了申请解散公司的权利,虽然该申请是否能被认可,还需要看具体条件是否达到国家解散公司的标准。但是,如果英伟按照工商行政登记管理部门的登记的2.04%的股份则不具有申请解散公司的资格。而英伟的股份因公司增资从25%变化为2.04%,是悦社公司第十五、十六届两届股东会的做出的决议导致的。所以,这两届股东会是否合法有效,成了崔慧与其前夫英伟争议的焦点。

此时,判决结果支持了英伟的诉请,判定这两届股东会无效,另外英伟诉工商行政登记管理部门的行政诉讼也在二审中获得改判。

判决的理由大致是,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成立的必要条件。悦社公司在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的情况下而作出决议,剥夺了股东英伟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权利。悦社公司在会议召集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未能形成符合法定或者章程规定标准的意思表示,构成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另外,悦社公司在2016年6月17日的黑龙江经济报上刊登的召开第十五届股东会开会时间是2016年7月4日上午9时。悦社公司第十五届股东会会议决议实际召开时间是2016年7月4日上午8时至9时。而于2016年7月4日上午9时召开的则为悦社公司第十六届股东会。对于第十五届股东会实际召开时间与通知召开时间不一致的情形,亦属股东会召集程序瑕疵。

因此,法院认定案涉悦社公司第十五届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此外,悦社公司未采取任何方式通知股东英伟参加悦社公司第十六届股东会会议,属召集程序违法。因此,悦社公司第十六届股东会会议决议亦不成立。对于悦社公司2016年7月4日董事会会议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

法院认为,该董事会会议决议是在上述悦社公司第十五届、第十六届股东会召开后于同日召开。参会董事崔凤霞、李文江的“董事身份”是在悦社公司第十六届股东会“选举”形成。在悦社公司第十六届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下,崔凤霞、李文江的“董事身份”应属未经合法程序选举产生。因此崔凤霞、李文江并不具备合法的“董事身份”及参加董事会的资格。所以,由崔凤霞、李文江参加的悦社公司董事会因参加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其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亦不成立。据此,悦社公司2016年7月4日董事会会议决亦不成立。悦社公司关于第十五届、第十六届股东会及2016年7月4日董事会会议决议成立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从对判决逻辑的理解来看,英伟作为股东,未实际参加股东会,成为股东会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据崔慧提供的证据来看英伟尚属“在逃人员”。“在逃人员”如果可以理解为是公安机关都没抓到的人。英伟是自2003年“在逃”,到2016年公安机关都尚未抓获,而悦社公司和崔慧作为一个普通的民营公司和老百姓,是该如何“召集”到一个公安机关都没抓到的人去开股东会呢?在此前提下,登报公告是否也许是唯一的召集渠道呢?因没有“召集”到“在逃”的、理论上“不可能”召集到的股东参加的股东会,而成为股东会决议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该如何去想通呢?

强制解散悦社公司是否合法?

虽然悦社公司的两届“增资变股”的股东会被确认无效,工商行政登记的行政行为被撤销,即便是悦社公司和崔慧也提出了判决矛盾、行政诉讼用民事诉讼裁量、用民法偷换公司法来裁决公司事务等一系列的疑问,但判决生效了。

据崔慧介绍,悦社公司2002年成立,至今一直正常经营,共召开股东会议25次。目前公司在哈尔滨宣化街拥有一栋九层楼的物业,经营状况良好。

公司强制解散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经认定,符合以下条件才有可能解散公司。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内部股东矛盾应首先采取以下措施,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公司减资;公司分立;还有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

也就是说,穷尽以上方式,导致的结果仍然是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公司才有可能被强制解散,否则都涉嫌违反上述国家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

那么,股东不合是否可以导致公司解散?

首先,股东不合不代表公司无法决策。公司法上所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指的是股东会决策尊重股东的发言和决策,重视股东个体对公司贡献。同时,严格限制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向股东会之外的人转让股权,此谓“人合性”。

“人合性”代表民主决策的整体机制,既不维护某个股东利益,也非统一股东全部意见。因此,单纯的个别股东之间的矛盾,不能认定为“人合性”丧失。而要考量,公司作为法人整体的决策机制是否仍有效运转。

引用某中院法官观点:“资本多数决、人数多数决的股东会、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民主,不能因为无法体现自己的意志,即认为这种集体决策机制失灵。在公司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仍然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能以所谓的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认定为“人合性”的完全丧失,进而判令解散公司,否则,不啻于任何一方股东与其它股东发生矛盾冲突均可能导致公司被解散。”

所以,如果公司本身能够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小股东却以故意不出席、不参加的消极方式对待公司经营,甚至以发起诉讼方式营造“股东矛盾”的情形,不能认定符合《公司法》中法定解散情形。

所以,哈尔滨南岗区人民法院在即便是基于对悦社公司两届股东会无效及股份变更登记撤销的认可 等情况下,依然依法判定了不予强制解散公司。这不仅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也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法律为准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实际践行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的强大作用。

但是,崔慧和悦社公司仍然担心这眼前在哈尔滨南岗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下的“果实”能不能保得住,其中另有“隐情”。

崔慧的“恐惧”

“我是真的害怕我前夫,他作为一个在逃人员竟然能在‘追逃’期间派律师跟我打官司,还在这期间把户籍变成了北京户口,还成了北京社会公信建设会的会长,更可怕的是我们夫妻多年他上过几年学我还不知道?他竟然还成了执业律师,他太‘神通广大’了,我太害怕了,怕公司解散了我这‘孤儿寡母’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证,也怕他‘整’我。”说到这里,崔慧忧心忡忡。

据崔慧介绍,她于不久前得到国家某司法机关回复称,其前夫英伟的“通缉”并未撤销。并且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作出的11月作出的“(2016)黑01民初终6213号”判决书中显示的户籍地还是黑龙江省某地。这与崔慧说的英伟早已于“在逃”期间拥有了北京户口明显矛盾,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

另据查询看到的一条新闻消息更是引人深思。

标题为《北京市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与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达成合作》的公开报道显示,“2020年6月3日,在英伟会长的带领下,北京市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一行到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调研和座谈,了解道外区人民法院多元解纷和诉源治理工作,探讨推进司法公信建设的新模式,双方就建立诉调对接工作制度达成一致。”

并且,报道中还提到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及黑龙江省高院:“结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院在推动司法公信建设、多元纠纷和诉源治理方面的文件精神,蔡院长详细介绍了道外区人民法院针对性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崔慧担心,仅仅从一篇公开报道的文章中就看出,他的前夫与法院有貌似“公务”的接触,并且还达成了“合作”,在与法院领导座谈过程中还“指出”了意见,其中还提到了“最高法”与“省高院”,英伟在她认为的“在逃”期间能做如此之多的“工作”,她的前夫到底还和哪些法院有“关系”或者“合作”不得而知,她与前夫之间的纠纷在哈尔滨、甚至在黑龙江能得到真正的依法裁量吗?她数年来备受艰辛争取来当前的判决结果会被改判吗?

对于法律还未做出的裁决,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我们相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的大环境下,人民群众一定能够“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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